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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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猩红色。窗外花神经过，他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我脑门心滚烫，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有个黑衣女人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无不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黑衣女人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母亲才说：“那女人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祖婆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待在阴间。”
我听了吓坏了。
那时，我快满四岁了，也许过了四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下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虽然我的额头突然奇烫，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2
在重庆长江南岸半山腰的一个房间里，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过了一些时候，五嫂又叫母亲，还是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五嫂知道母亲快不行了，急忙打电话叫我的姐姐哥哥回家。母亲不转眼地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3，分针指到12。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
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3
我在北京的家里，坐在电脑前写作，电话响了，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的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
我放下电话，瞄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
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背包，往机场赶。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在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一千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晚上十点半了，飞机到达重庆江北机场。
从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车辆非常少，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出租车驶过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重庆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溪沟里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乎乎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
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三哥说，母亲还没落气时，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二姐和小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大肚猫要换寿衣寿鞋，还要二姐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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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猩红色。窗外花神经过，他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我脑门心滚烫，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有个黑衣女人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无不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黑衣女人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母亲才说：“那女人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祖婆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待在阴间。”
我听了吓坏了。
那时，我快满四岁了，也许过了四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下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虽然我的额头突然奇烫，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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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长江南岸半山腰的一个房间里，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过了一些时候，五嫂又叫母亲，还是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五嫂知道母亲快不行了，急忙打电话叫我的姐姐哥哥回家。母亲不转眼地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3，分针指到12。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
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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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家里，坐在电脑前写作，电话响了，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的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
我放下电话，瞄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
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背包，往机场赶。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在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一千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晚上十点半了，飞机到达重庆江北机场。
从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车辆非常少，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出租车驶过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重庆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溪沟里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乎乎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
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三哥说，母亲还没落气时，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二姐和小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大肚猫要换寿衣寿鞋，还要二姐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