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十六章 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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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北平郡，临渝宫，皇帝行在。
自远征军东渡辽水，第三次东征正式打响后，行宫与东征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便骤然紧密，消息传递速度亦骤然加快，成百上千的信使和扈从卫士们纵马飞驰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辽西大道上，让大道上所有运送粮草辎重的军民都切实感受到了由前线传导而至的紧张而压抑的气氛。
这种气氛同样弥漫在行宫，但相比前两年的东征，今年行宫的气氛格外压抑，因内忧外患加重而日趋恶化的中外大势把圣主和中枢逼到了险境，他们不能输掉第三次东征，不能失去这根可能会逆转当前政治困局的“救命稻草”，然而，他们越是害怕什么，越是担心什么，却越是来什么。
之前统帅部和远征将领们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圣主命令，暗地里却极力阻挠甚至反对安东军到怀远与主力大军会合，实际上这意味着军方与圣主、中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随后齐王恣意妄为，擅自以巡边为名率军离开怀远，北上扶余城与安东军会合，而这一惊人之举意味着齐王与圣主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现在崔弘升更是无法无天，高句丽使者议和而来，崔弘升却以议和条件有辱中土为名，一刀把高句丽使者砍了，直接断绝了双方议和之路，岂有此理！这还没有王法了？事关东征成败、国之兴亡，一个前线统军大将既不报奏圣主，亦不请示统帅部，自己就擅权独断了，这事往大了说是谋逆，往小了说就是目无法纪，但崔弘升一反常态，义无反顾地就干了，根本就不怕圣主、中枢和统帅部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
细思极恐。今日崔弘升既代表了军方的主战派，亦代表了山东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他诛杀高句丽议和使者的极端举动，实质上就是代表军方主战派和山东政治集团，向圣主和中枢发出了挑战，向中央集权改革发出了挑战。
军方主战派对第三次东征的目标就是灭亡高句丽，唯有如此才能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才能挽回卫府荣耀，才能重建卫府强权，才能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维护卫府军权，而军权的集中是中央集权改革的重中之重，没有军权的高度集中，中央集权制不过是空中楼阁，一阵狂风暴雨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山东人尤其是河北、幽燕两地的豪望和普通民众为东征付出了惨重代价，元气大伤，若第三次东征不能灭亡高句丽，不能取得辉煌胜利，不能获得巨大政治利益以弥补这个巨大损失，山东人重创之后的衰落速度会越来越快，山东政治集团在中土三足鼎立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会越来越严重。
圣主和中枢把目标对准了卫府和军权，关陇人把目标对准了山东人，东征战场则是博弈双方激烈肉搏之地，而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则决定了博弈双方的胜负，所以圣主、中枢和关陇人的底线是鸭绿水，拿鸭绿水以西国土来换取高句丽的臣服投降，如此既可赢得东征胜利又可加强军权的集中，同时又可压制、打击和削弱山东人，但军方主战派和山东人岂能束手就缚？岂能任由对手玩弄自己于股掌之间？
于是崔弘升爆发了，第一个渡过辽水开始了第三次东征，然后风驰电挚直杀鸭绿水抢占先机，接着一刀砍下高句丽议和使者的头颅，把圣主、中枢逼到了“墙角”。接下来怎么办？形势这么好，战局这么有利，将士们战意盎然，士气如虹，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杀到平壤，要屠灭高句丽，要报仇雪恨，要开疆拓土，圣主和中枢难道还要固执己见，置大势与军心于不顾，非要止步于鸭绿水，非要给自己戴上懦弱无能、畏惧怯战的“帽子”？非要打击自己的威权、抹黑自己的形象？
然而，圣主和中枢一旦被迫改变攻击策略，命令远征军倾尽全力灭亡高句丽，后果就严重了，形势可能失控。
若远征军久战无功，甚至再一次战败，圣主和中枢必将面临政治坍塌之灾，更严重的是，若南北大战紧随其后爆发，士气低迷军心涣散的卫府大军能否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北虏大军？能否据长城之险御敌于国门之外？
反之，若远征军势如破竹，挡者披靡，摧枯拉朽一般摧毁了高句丽，卫府势必凭借开疆功勋捍卫自己的军权，山东人势必凭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修复伤口，增加实力，向关陇人展开凌厉反击，这种局势下，为赢得南北大战的胜利，圣主和中枢只能向卫府让步，关陇人也不得不向山东人妥协，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央集权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土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加剧动荡，两京政治危机愈演愈烈迅速走向崩溃。
这些可预见的严重后果是圣主和中枢不能接受的，所以，面对军方主战派和山东人的挑衅，面对以宇文述和郭荣为受的东征统帅部对此事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圣主很愤怒，虞世基、萧瑀、赵才、裴蕴等中枢大臣亦是怒火中烧，不过东征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临阵换将、严厉批评肯定不行，君臣反目将帅不和只能自毁长城，唯一办法就是顺着毛摸。
你不是要阻止议和吗？行，那就不议和，反正现在平壤负隅顽抗，不到走投无路的绝境它也不会投降；你不是要渡过鸭绿水吗？行，只要条件具备，你就渡河东进，反正现在粮草辎重供应困难，三路同攻的另外两路安东军和水师也看不到影子，此刻渡河就是孤军深入，有覆灭之危，想来崔弘升、李景、薛世雄等统军大将在无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也不敢拿东征胜负和将士们的性命行险一搏。
这个唯一的办法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圣主和中枢核心层成员固然因此感到郁愤和憋屈，但同时也感受到了铺面而至的压力和危机。危机来自何处？圣主和中枢的忍让，可能会让军方尤其是那些主战派统军大将做出误判，继而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政治势力也有可能因此做出错误解读，导致国内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乃至危害到集权改革的进程。
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
目前局势下，虞世基等中枢核心大臣无法准确揣测到圣主对此事的真实态度，所以大家的立场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敢擅自决断以引起圣主的不快。
圣主神情冰冷，很不高兴。亲信大臣们的这种消极态度让他十分不满，如此关键时刻，本指望你们献计献策，勇于承担，结果你们推诿扯皮，都想把责任推给朕，既然如此，朕要你们何用？
终于圣主忍无可忍了，手指兵部尚书赵才，直接点名，“东征进行至此，兵部有何看法和建议？”
赵才知道圣主要的是建议，而不是看法，自己再无敷衍之可能，迫不得已，一咬牙，实话实说吧，既然身处前线的东征最高统帅宇文述都选择了妥协，都不怕得罪圣主，自己又何必说假话？
“圣上，兵部认为，目前战局对我非常有利，中路主力大军半个月内便已兵临鸭绿水，而左路安东军亦以东进晦发川，至今已攻击二十余日，如果一切顺利也应该剑指国内城了，虽然水师尚未出动，但我两路夹击之势已成，以高句丽现有实力，绝无可能两线作战，亦无力长期坚守鸭绿水一线，所以接下来只要我两路大军默契配合，倾力攻击，必能突破鸭绿水防线，迫使高句丽人全线后撤，死守平壤。如此主动权尽在我手，即便不能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最不济也能把鸭绿水以西土地尽数纳入我中土版图，建下开疆拓土之武功。”
赵才态度明朗，中枢要调整东征目标，最不济也要把鸭绿水以西土地收入囊中，如此在军事、政治上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此圣主必须命令远征军乘胜前进，扩大战果。
圣主沉吟不语。
赵才继续进言，“圣上，渡过鸭绿水与攻打平壤是两回事。现在我大军虽然不具备攻打平壤的条件，但具备渡河东进的条件，也就是说，为维持积极进攻之态势，我大军完全可以渡过鸭绿水，在鸭绿水东岸作战，以便对平壤形成更大威胁。”
圣主转目望向虞世基、萧瑀和裴蕴，征询他们的意见。
虞世基面无表情地说了四个字，“得寸进尺。”
赵才脸色难看，但并没有反驳，实际上他这番话是站在军方立场上说的，而站在中枢的立场来说，既然渡河东进不能攻打平壤，不能扩大战果，大军为何还要耗费人力物力，冒着失利风险，进入鸭绿水东岸作战？这除了满足军方的攻击欲望外，还有其他意义吗？
圣主眼神微变，厉芒一闪而逝。
萧瑀权衡良久，突然说了一个建议，“水师正在东莱蓄势待发，而此刻东征战局对我非常有利，正是水师渡海的有利时机，一旦水师进入战场，势必会对战局产生有力推动。”
萧瑀倒不是为来护儿和水师谋利益，而是从圣主的立场出发，必须利用当下有利时机为水师夺利。
自东征以来，圣主对来护儿和水师百般袒护，其袒护程度甚至已经到了公然违背公平公正、公然违背礼仪律法之荒谬地步，不但让天下人为之瞠目，亦让来护儿和水师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卫府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巨大隐患，这个隐患一旦爆发就是灾难级的，必须予以拯救，而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来护儿和水师在东征战场上打胜仗，建功勋，洗刷当年平壤惨败的耻辱，用敌人的头颅和高句丽的灭亡来为自己正名，为圣主争脸，回报圣主对他们无底线的袒护。
水师一来，战局必然变化，相应的其他方方面面的情况也随之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圣主所担心的一些不利因素，如此圣主的立场也必然随之松动，或许现在的有利局面就能迅速扩大为一场空前胜利。
赵才的脸色愈发难看，而圣主则不动声色，眼里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悦色。
赵才为何绝口不提来护儿和水师？原因众所周知，但一个兵部尚书因为各种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对来护儿和水师抱有成见，敬而远之，甚至影响到了他对东征战局的判断和部署，这样的兵部尚书岂堪大用？
气氛愈发沉闷、压抑。
裴蕴轻声咳嗽了两下，缓缓说道，“安东的承诺是，不惜代价攻打平壤，若不能攻陷平壤，则安东军即便全军覆没，亦不会有一兵一卒撤过鸭绿水，所以臣认为，东征战局发展的关键不是我中路主力是否渡过鸭绿水，也不是我水师是否迅速渡海加入战场，而是安东军是否兑现承诺，不惜代价杀到平壤城下并倾力攻城。只要安东军兑现承诺，只要安东军开始四面围攻平壤城，我中路主力大军和水师就能齐头并进，畅通无阻地杀到平壤城下，如此高句丽必亡。”
此言一出，所有人，包括圣主，都暗自警醒，思路立即跳出东征战场这个桎梏，重新回到刀光剑影的政治战场。
裴蕴当然不是帮安东说话，而是有心置安东于死地。
当初圣主和中枢同意招抚安东的前提条件，就是安东军队必须参加第三次东征，其目的就是要借刀杀人，借助第三次东征来打击、削弱甚至扼杀安东这股刚刚崛起却不能被圣主和中枢所控制的新兴势力，所以第三次东征的目标不仅仅是高句丽，还有安东，但如今随着东征开始，随着东征战局对己方有利，随着军方以挟持东征胜负来胁迫圣主和中枢让度军权，圣主和中枢的注意力也随之产生偏移，安东在有意无意之间竟然被忽略了。
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如今北疆内部的最大隐患就是失控的安东，还有失控的李平原，而第三次东征是铲除这一隐患的最好机会，一旦错过，养虎为患，再加上还有齐王这个可怕隐患与其结盟合作，北疆根本无安全可言，未来危害之大难以想像。
中枢核心层很快形成决策，圣主果断下诏，诏令来护儿尽快率水师渡海远征。
同时诏令东征统帅部，中路主力大军在包围辽东城和乌骨城、隔鸭绿水与敌军对峙之同时，分兵出击，迅速横扫鸭绿水以西城镇，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鸭绿水以西的完全占领。
诏令安东军加快攻击速度，尽快渡过鸭绿水攻打平壤，并责成李平原必须兑现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攻陷平壤，否则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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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北平郡，临渝宫，皇帝行在。
自远征军东渡辽水，第三次东征正式打响后，行宫与东征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便骤然紧密，消息传递速度亦骤然加快，成百上千的信使和扈从卫士们纵马飞驰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辽西大道上，让大道上所有运送粮草辎重的军民都切实感受到了由前线传导而至的紧张而压抑的气氛。
这种气氛同样弥漫在行宫，但相比前两年的东征，今年行宫的气氛格外压抑，因内忧外患加重而日趋恶化的中外大势把圣主和中枢逼到了险境，他们不能输掉第三次东征，不能失去这根可能会逆转当前政治困局的“救命稻草”，然而，他们越是害怕什么，越是担心什么，却越是来什么。
之前统帅部和远征将领们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圣主命令，暗地里却极力阻挠甚至反对安东军到怀远与主力大军会合，实际上这意味着军方与圣主、中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随后齐王恣意妄为，擅自以巡边为名率军离开怀远，北上扶余城与安东军会合，而这一惊人之举意味着齐王与圣主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现在崔弘升更是无法无天，高句丽使者议和而来，崔弘升却以议和条件有辱中土为名，一刀把高句丽使者砍了，直接断绝了双方议和之路，岂有此理！这还没有王法了？事关东征成败、国之兴亡，一个前线统军大将既不报奏圣主，亦不请示统帅部，自己就擅权独断了，这事往大了说是谋逆，往小了说就是目无法纪，但崔弘升一反常态，义无反顾地就干了，根本就不怕圣主、中枢和统帅部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
细思极恐。今日崔弘升既代表了军方的主战派，亦代表了山东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他诛杀高句丽议和使者的极端举动，实质上就是代表军方主战派和山东政治集团，向圣主和中枢发出了挑战，向中央集权改革发出了挑战。
军方主战派对第三次东征的目标就是灭亡高句丽，唯有如此才能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才能挽回卫府荣耀，才能重建卫府强权，才能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维护卫府军权，而军权的集中是中央集权改革的重中之重，没有军权的高度集中，中央集权制不过是空中楼阁，一阵狂风暴雨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山东人尤其是河北、幽燕两地的豪望和普通民众为东征付出了惨重代价，元气大伤，若第三次东征不能灭亡高句丽，不能取得辉煌胜利，不能获得巨大政治利益以弥补这个巨大损失，山东人重创之后的衰落速度会越来越快，山东政治集团在中土三足鼎立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会越来越严重。
圣主和中枢把目标对准了卫府和军权，关陇人把目标对准了山东人，东征战场则是博弈双方激烈肉搏之地，而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则决定了博弈双方的胜负，所以圣主、中枢和关陇人的底线是鸭绿水，拿鸭绿水以西国土来换取高句丽的臣服投降，如此既可赢得东征胜利又可加强军权的集中，同时又可压制、打击和削弱山东人，但军方主战派和山东人岂能束手就缚？岂能任由对手玩弄自己于股掌之间？
于是崔弘升爆发了，第一个渡过辽水开始了第三次东征，然后风驰电挚直杀鸭绿水抢占先机，接着一刀砍下高句丽议和使者的头颅，把圣主、中枢逼到了“墙角”。接下来怎么办？形势这么好，战局这么有利，将士们战意盎然，士气如虹，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杀到平壤，要屠灭高句丽，要报仇雪恨，要开疆拓土，圣主和中枢难道还要固执己见，置大势与军心于不顾，非要止步于鸭绿水，非要给自己戴上懦弱无能、畏惧怯战的“帽子”？非要打击自己的威权、抹黑自己的形象？
然而，圣主和中枢一旦被迫改变攻击策略，命令远征军倾尽全力灭亡高句丽，后果就严重了，形势可能失控。
若远征军久战无功，甚至再一次战败，圣主和中枢必将面临政治坍塌之灾，更严重的是，若南北大战紧随其后爆发，士气低迷军心涣散的卫府大军能否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北虏大军？能否据长城之险御敌于国门之外？
反之，若远征军势如破竹，挡者披靡，摧枯拉朽一般摧毁了高句丽，卫府势必凭借开疆功勋捍卫自己的军权，山东人势必凭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修复伤口，增加实力，向关陇人展开凌厉反击，这种局势下，为赢得南北大战的胜利，圣主和中枢只能向卫府让步，关陇人也不得不向山东人妥协，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央集权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土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加剧动荡，两京政治危机愈演愈烈迅速走向崩溃。
这些可预见的严重后果是圣主和中枢不能接受的，所以，面对军方主战派和山东人的挑衅，面对以宇文述和郭荣为受的东征统帅部对此事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圣主很愤怒，虞世基、萧瑀、赵才、裴蕴等中枢大臣亦是怒火中烧，不过东征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临阵换将、严厉批评肯定不行，君臣反目将帅不和只能自毁长城，唯一办法就是顺着毛摸。
你不是要阻止议和吗？行，那就不议和，反正现在平壤负隅顽抗，不到走投无路的绝境它也不会投降；你不是要渡过鸭绿水吗？行，只要条件具备，你就渡河东进，反正现在粮草辎重供应困难，三路同攻的另外两路安东军和水师也看不到影子，此刻渡河就是孤军深入，有覆灭之危，想来崔弘升、李景、薛世雄等统军大将在无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也不敢拿东征胜负和将士们的性命行险一搏。
这个唯一的办法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圣主和中枢核心层成员固然因此感到郁愤和憋屈，但同时也感受到了铺面而至的压力和危机。危机来自何处？圣主和中枢的忍让，可能会让军方尤其是那些主战派统军大将做出误判，继而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政治势力也有可能因此做出错误解读，导致国内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乃至危害到集权改革的进程。
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
目前局势下，虞世基等中枢核心大臣无法准确揣测到圣主对此事的真实态度，所以大家的立场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敢擅自决断以引起圣主的不快。
圣主神情冰冷，很不高兴。亲信大臣们的这种消极态度让他十分不满，如此关键时刻，本指望你们献计献策，勇于承担，结果你们推诿扯皮，都想把责任推给朕，既然如此，朕要你们何用？
终于圣主忍无可忍了，手指兵部尚书赵才，直接点名，“东征进行至此，兵部有何看法和建议？”
赵才知道圣主要的是建议，而不是看法，自己再无敷衍之可能，迫不得已，一咬牙，实话实说吧，既然身处前线的东征最高统帅宇文述都选择了妥协，都不怕得罪圣主，自己又何必说假话？
“圣上，兵部认为，目前战局对我非常有利，中路主力大军半个月内便已兵临鸭绿水，而左路安东军亦以东进晦发川，至今已攻击二十余日，如果一切顺利也应该剑指国内城了，虽然水师尚未出动，但我两路夹击之势已成，以高句丽现有实力，绝无可能两线作战，亦无力长期坚守鸭绿水一线，所以接下来只要我两路大军默契配合，倾力攻击，必能突破鸭绿水防线，迫使高句丽人全线后撤，死守平壤。如此主动权尽在我手，即便不能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最不济也能把鸭绿水以西土地尽数纳入我中土版图，建下开疆拓土之武功。”
赵才态度明朗，中枢要调整东征目标，最不济也要把鸭绿水以西土地收入囊中，如此在军事、政治上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此圣主必须命令远征军乘胜前进，扩大战果。
圣主沉吟不语。
赵才继续进言，“圣上，渡过鸭绿水与攻打平壤是两回事。现在我大军虽然不具备攻打平壤的条件，但具备渡河东进的条件，也就是说，为维持积极进攻之态势，我大军完全可以渡过鸭绿水，在鸭绿水东岸作战，以便对平壤形成更大威胁。”
圣主转目望向虞世基、萧瑀和裴蕴，征询他们的意见。
虞世基面无表情地说了四个字，“得寸进尺。”
赵才脸色难看，但并没有反驳，实际上他这番话是站在军方立场上说的，而站在中枢的立场来说，既然渡河东进不能攻打平壤，不能扩大战果，大军为何还要耗费人力物力，冒着失利风险，进入鸭绿水东岸作战？这除了满足军方的攻击欲望外，还有其他意义吗？
圣主眼神微变，厉芒一闪而逝。
萧瑀权衡良久，突然说了一个建议，“水师正在东莱蓄势待发，而此刻东征战局对我非常有利，正是水师渡海的有利时机，一旦水师进入战场，势必会对战局产生有力推动。”
萧瑀倒不是为来护儿和水师谋利益，而是从圣主的立场出发，必须利用当下有利时机为水师夺利。
自东征以来，圣主对来护儿和水师百般袒护，其袒护程度甚至已经到了公然违背公平公正、公然违背礼仪律法之荒谬地步，不但让天下人为之瞠目，亦让来护儿和水师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卫府内部的分裂。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巨大隐患，这个隐患一旦爆发就是灾难级的，必须予以拯救，而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来护儿和水师在东征战场上打胜仗，建功勋，洗刷当年平壤惨败的耻辱，用敌人的头颅和高句丽的灭亡来为自己正名，为圣主争脸，回报圣主对他们无底线的袒护。
水师一来，战局必然变化，相应的其他方方面面的情况也随之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圣主所担心的一些不利因素，如此圣主的立场也必然随之松动，或许现在的有利局面就能迅速扩大为一场空前胜利。
赵才的脸色愈发难看，而圣主则不动声色，眼里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悦色。
赵才为何绝口不提来护儿和水师？原因众所周知，但一个兵部尚书因为各种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对来护儿和水师抱有成见，敬而远之，甚至影响到了他对东征战局的判断和部署，这样的兵部尚书岂堪大用？
气氛愈发沉闷、压抑。
裴蕴轻声咳嗽了两下，缓缓说道，“安东的承诺是，不惜代价攻打平壤，若不能攻陷平壤，则安东军即便全军覆没，亦不会有一兵一卒撤过鸭绿水，所以臣认为，东征战局发展的关键不是我中路主力是否渡过鸭绿水，也不是我水师是否迅速渡海加入战场，而是安东军是否兑现承诺，不惜代价杀到平壤城下并倾力攻城。只要安东军兑现承诺，只要安东军开始四面围攻平壤城，我中路主力大军和水师就能齐头并进，畅通无阻地杀到平壤城下，如此高句丽必亡。”
此言一出，所有人，包括圣主，都暗自警醒，思路立即跳出东征战场这个桎梏，重新回到刀光剑影的政治战场。
裴蕴当然不是帮安东说话，而是有心置安东于死地。
当初圣主和中枢同意招抚安东的前提条件，就是安东军队必须参加第三次东征，其目的就是要借刀杀人，借助第三次东征来打击、削弱甚至扼杀安东这股刚刚崛起却不能被圣主和中枢所控制的新兴势力，所以第三次东征的目标不仅仅是高句丽，还有安东，但如今随着东征开始，随着东征战局对己方有利，随着军方以挟持东征胜负来胁迫圣主和中枢让度军权，圣主和中枢的注意力也随之产生偏移，安东在有意无意之间竟然被忽略了。
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如今北疆内部的最大隐患就是失控的安东，还有失控的李平原，而第三次东征是铲除这一隐患的最好机会，一旦错过，养虎为患，再加上还有齐王这个可怕隐患与其结盟合作，北疆根本无安全可言，未来危害之大难以想像。
中枢核心层很快形成决策，圣主果断下诏，诏令来护儿尽快率水师渡海远征。
同时诏令东征统帅部，中路主力大军在包围辽东城和乌骨城、隔鸭绿水与敌军对峙之同时，分兵出击，迅速横扫鸭绿水以西城镇，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鸭绿水以西的完全占领。
诏令安东军加快攻击速度，尽快渡过鸭绿水攻打平壤，并责成李平原必须兑现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攻陷平壤，否则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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