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二章 家事国事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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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日，林子轩在上海华界南市九亩地举行了一场全国国语宣传大会。◎頂點小說，
参与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还有不少的媒体记者。
说实话，在国语的推广上南方和北方的态度并不相同，南方人较为排斥，毕竟国语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
江浙一带的人更习惯使用南方方言，也就是所说的吴侬软语，又称为江东话。
虽然报纸上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但上海市民并不怎么买账。
好在这次大会只是做做样子，重点还是接下来在学校里的推广普及，国语教育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提供一种更为通用的交流方式。
即便在后世，普通话推行了那么多年，方言依旧顽强的存活着。
林子轩用国语讲了使用国语的好处，还说了西方社会有关通天塔的故事。
古时候，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这个故事表明使用相同的语言，就能轻易的沟通，消除误会和隔阂，齐心协力的做事。
他在演讲的时候用的是国语，但下来之后用的还是上海方言。
没办法，上海人大多是从江苏和浙江两地迁居而来，平时说话用的就是方言。
林子轩讲完话，轮到教育界代表讲话，接着是学生代表讲话。还有媒体代表讲话……
仅仅一个宣传大会就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随后还要陪着教育界的学者们吃饭。畅聊一番，这个元旦就这么过去了。
有些人喜欢在台上被人注视的感觉。林子轩不在此列。
他察觉到自从回来后交际应酬变多了，以前不会邀请他的社会团体也对他发出了邀请。
不局限于文化界，还有政界和金融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等等，让他不堪其扰。
这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有些聚会甚至以能请到他出席为荣，这就是名气越大，应酬越多。
回到家里。有点头晕的林子轩坐在沙发上，冯程程给他端了杯茶，两人随意的闲聊着。
近日上海开始流行天花，尤其是儿童最容易传染。
华界和租界的医院里已经有了死亡的病例，当局发布了通告，让市民尽量不要和天花患者接触，患病者要及时就医。
天花在这个时代死亡率很高，属于极为严重的传染病。
林子轩知道后世有天花疫苗，也知道这个时代通过种痘可以预防。然而在中国真正通过种痘预防天花的儿童非常少。
一旦被传染，以现在的医疗水平，生命堪忧。
他只能让家人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林智健小朋友。更是重点保护的对象。
最近冯敬尧春风得意，他本来就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如今公董局的法国人正在讨论加大华人董事在法租界的权利。
以后冯敬尧可以参加公董局的董事会。对法租界的管理和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
法国人用的是用华人管理华人的法子，他们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
甚至有法国董事提议让林子轩进入公董局。想要利用林子轩在上海的声望平息突发事件。
林子轩对此兴趣不大，他不想过多的参与政治活动。
还有一件事来自林子轩的三叔。那位在天津政府任职的林伯仁，这位三叔对做官极为痴迷，可以说是官迷。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有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以做官为尊贵。
这不是通过一场辛亥大革命就能消除的，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
林伯仁敏锐的察觉到局势不对头，广东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迟早会有一战，而且这一战很快就会到来。
作为一名官员，投向那一边就成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
按道理讲，北洋政府不可能失败，广东国民政府只有不到30万兵力，而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兵力超过百万，差距太过悬殊。
作为一名投机主义者，林伯仁觉得什么都不做不太保险，心里不安稳。
他准备把儿子送入黄埔军校学习，如果广东国民政府胜利了，也有一个安全保障。
这需要林子轩来疏通关系，林伯仁知道林子轩和广东那边的人关系不错。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不过他在犹豫，林家的这一代要不要进入政界，他是站在全族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
以后的林家是一心走商业之路，还是商业和政界相结合。
未来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旦走错路，站错队，整个家族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如果只有林子轩一个人，或者是一家子，他绝不会沾染政治，然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追求也不同。
这件事他和冯程程说过，要不然就把三叔的儿子送到国外念书算了。
冯程程以为不要这么武断，以林家在江苏和上海的关系网，还有林子轩的名声，想要彻底摆脱政治因素并不现实。
林子轩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不能因为自己厌恶政治，就拦住别人的前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随他们去吧！
他给宋子闻发了电报，把堂弟介绍了过去，至于将来的前途如何，就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宋子闻则催促林子轩尽快到苏联一行。
自从苏联发出邀请后，还真有人到苏联参观，回来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但批评的声音变小了，更多的是对苏联的感叹。
认为这个国家在发生着某种大变革，和死气沉沉的中国相比较，苏联正在做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或许中国也需要如此，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这和徐至摩的想法并没有矛盾。
徐至摩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苏联，觉得苏联充满了压抑的氛围。
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苏联，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
林子轩明白这个道理，他只是还没想清楚自己应该用那种角度来看待苏联，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未完待续。)
1926年1月1日，林子轩在上海华界南市九亩地举行了一场全国国语宣传大会。◎頂點小說，
参与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还有不少的媒体记者。
说实话，在国语的推广上南方和北方的态度并不相同，南方人较为排斥，毕竟国语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
江浙一带的人更习惯使用南方方言，也就是所说的吴侬软语，又称为江东话。
虽然报纸上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但上海市民并不怎么买账。
好在这次大会只是做做样子，重点还是接下来在学校里的推广普及，国语教育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提供一种更为通用的交流方式。
即便在后世，普通话推行了那么多年，方言依旧顽强的存活着。
林子轩用国语讲了使用国语的好处，还说了西方社会有关通天塔的故事。
古时候，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这个故事表明使用相同的语言，就能轻易的沟通，消除误会和隔阂，齐心协力的做事。
他在演讲的时候用的是国语，但下来之后用的还是上海方言。
没办法，上海人大多是从江苏和浙江两地迁居而来，平时说话用的就是方言。
林子轩讲完话，轮到教育界代表讲话，接着是学生代表讲话。还有媒体代表讲话……
仅仅一个宣传大会就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随后还要陪着教育界的学者们吃饭。畅聊一番，这个元旦就这么过去了。
有些人喜欢在台上被人注视的感觉。林子轩不在此列。
他察觉到自从回来后交际应酬变多了，以前不会邀请他的社会团体也对他发出了邀请。
不局限于文化界，还有政界和金融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等等，让他不堪其扰。
这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有些聚会甚至以能请到他出席为荣，这就是名气越大，应酬越多。
回到家里。有点头晕的林子轩坐在沙发上，冯程程给他端了杯茶，两人随意的闲聊着。
近日上海开始流行天花，尤其是儿童最容易传染。
华界和租界的医院里已经有了死亡的病例，当局发布了通告，让市民尽量不要和天花患者接触，患病者要及时就医。
天花在这个时代死亡率很高，属于极为严重的传染病。
林子轩知道后世有天花疫苗，也知道这个时代通过种痘可以预防。然而在中国真正通过种痘预防天花的儿童非常少。
一旦被传染，以现在的医疗水平，生命堪忧。
他只能让家人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林智健小朋友。更是重点保护的对象。
最近冯敬尧春风得意，他本来就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如今公董局的法国人正在讨论加大华人董事在法租界的权利。
以后冯敬尧可以参加公董局的董事会。对法租界的管理和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
法国人用的是用华人管理华人的法子，他们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
甚至有法国董事提议让林子轩进入公董局。想要利用林子轩在上海的声望平息突发事件。
林子轩对此兴趣不大，他不想过多的参与政治活动。
还有一件事来自林子轩的三叔。那位在天津政府任职的林伯仁，这位三叔对做官极为痴迷，可以说是官迷。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有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以做官为尊贵。
这不是通过一场辛亥大革命就能消除的，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
林伯仁敏锐的察觉到局势不对头，广东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迟早会有一战，而且这一战很快就会到来。
作为一名官员，投向那一边就成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
按道理讲，北洋政府不可能失败，广东国民政府只有不到30万兵力，而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兵力超过百万，差距太过悬殊。
作为一名投机主义者，林伯仁觉得什么都不做不太保险，心里不安稳。
他准备把儿子送入黄埔军校学习，如果广东国民政府胜利了，也有一个安全保障。
这需要林子轩来疏通关系，林伯仁知道林子轩和广东那边的人关系不错。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不过他在犹豫，林家的这一代要不要进入政界，他是站在全族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
以后的林家是一心走商业之路，还是商业和政界相结合。
未来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旦走错路，站错队，整个家族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如果只有林子轩一个人，或者是一家子，他绝不会沾染政治，然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追求也不同。
这件事他和冯程程说过，要不然就把三叔的儿子送到国外念书算了。
冯程程以为不要这么武断，以林家在江苏和上海的关系网，还有林子轩的名声，想要彻底摆脱政治因素并不现实。
林子轩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不能因为自己厌恶政治，就拦住别人的前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随他们去吧！
他给宋子闻发了电报，把堂弟介绍了过去，至于将来的前途如何，就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宋子闻则催促林子轩尽快到苏联一行。
自从苏联发出邀请后，还真有人到苏联参观，回来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但批评的声音变小了，更多的是对苏联的感叹。
认为这个国家在发生着某种大变革，和死气沉沉的中国相比较，苏联正在做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或许中国也需要如此，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这和徐至摩的想法并没有矛盾。
徐至摩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苏联，觉得苏联充满了压抑的氛围。
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苏联，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
林子轩明白这个道理，他只是还没想清楚自己应该用那种角度来看待苏联，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未完待续。)